“乐”汇南北，双璧生辉——浅谈沪粤百年音乐情缘

文 | 王培雷

2026年8月，在成立25周年音乐会上，上海著名的方言摇滚乐队“‌顶楼的马戏团”主唱陆晨介绍了红遍大江南北的嘉宾乐队“五条人”。一支以上海话为特色的多元风格乐队，与来自广东海丰、以海丰话入词的现象级乐队，在上海实现了引爆乐迷的同频共振。跨越语言、地域与不同音乐风格感知的狂欢，映射出当下上海与广东这两大勇立潮头的华语音乐文化高地，进入密切交流的新境地。这一切看似水到渠成，其实是百年来沪粤两地海纳百川精神相互交融哺育的缩影。

来自广东海丰的“五条人”在全国各地都拥有众多歌迷。

由上海开始职业生涯的粤乐、粤剧大师吕文成，在二胡的基础上改制高胡，而其老师司徒梦岩，正是将小提琴引入广东音乐的先驱，这两位广东人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，开一代风气之先，代表了在当时的时代巨变中，以国际都会心态吸纳全球文明的集体心理。由粤商或粤侨创办的百货公司（如先施、永安）、粤人主导的电影公司（如联华），皆证明了广东人在新兴消费业态与流行视听文化方面的敏锐度，而上海特殊的华洋杂处社会形态，又滋生了中国文化改良的思潮土壤。1931年，天一电影公司出品、汤晓丹导演、粤剧名伶薛觉先主演的电影《白金龙》风靡沪上和省港，该片结合了摩登时装、粤剧文本及全球视野等诸多要素，直接打通了沪粤观众的共同欣赏机制。

薛觉先主演的电影《白金龙》一度风靡沪上和粤港。

在上海的广东人，在广东的上海人，构成了新中国成立前后华语流行音乐受众的最重要群体之一。大量创作者南下，为粤港带去了在上海时已自成一格的流行文化。比如李隽青、姚敏、姚莉、周璇等在香港延续的国语时代曲风潮，以结合戏曲、民族配器与西洋音乐风格如爵士乐的特性，成为在香港的南下人士疗愈乡愁的有效载体。配合其时国语电影中流行开来的歌舞电影、黄梅调电影，衍化出华语电影史上的独特影片类型，也影响了时代曲的唱腔与音乐组织形式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充满上海风情的国语流行曲，以及结合了黄梅戏、越剧等戏曲要素的电影歌曲，为香港视听受众编织出的“古典中国想象”，同时也有效巩固了普罗大众朴素的家国认同和潜移默化的文化建构。

沪粤之间大规模的当代性音乐文脉交汇，则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，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蔚为壮观。以新式粤语流行曲形式“回流”上海的，不仅是许冠杰、郑国江、黄霑、谭咏麟等化用传统中国文化、充分结合世界流行音乐潮流的全新粤语流行乐创作，更是以这些创作为代表的、对经济起飞的香港社会的全面展示。许冠杰为打工人代言的《半斤八两》，顾嘉煇与黄霑抒发江湖豪情的《上海滩》，谭咏麟在鼎盛时期全面拥抱全球劲歌风格的漂亮外形与嗓音，首先征服了粤语区听众，随后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迅速北上，深刻影响了包括上海在内的大江南北的娱乐文化重塑。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渐重新焕发开放活力的上海城市，如当年接纳《白金龙》一样，迅速吸收了来自南方的，或原创，或改编的粤语流行曲。

叶丽仪演唱的《上海滩》是最广为人知的粤语流行金曲之一。

从本质上来说，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勃发的粤语流行曲文化，是当代创作者对粤语音乐文化的二次革新，并充分将文本的本土关怀与国际视野融为一炉，这样的自如开放心态，构成了华语流行音乐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章。而对彼时亟待重建国际文化认知的上海来说，从这股粤语南风中汲取养分，便成了最便捷且具有文化亲缘性的必然选择。谭咏麟1990年首次在上海登台，歌迷夜半聚集在锦江饭店外彻夜唱歌，香港明星的各类形式影音制品、明星周边风靡大街小巷，这些在许多上海观众心目中，都同香港影视一样，具有无可争议的宝贵地位的娱乐印记。

2006年谭咏麟在上海开个唱，现场座无虚席。

与香港比邻的广东省，亦在改革开放后担当了中国流行音乐创作生产重镇的地位，除了直接受到香港流行文化辐射，新时代、太平洋、中唱广东等机构，杨钰莹、林依轮、陈明等大批知名歌手，皆见证了内地乐坛从热衷翻唱到逐步开拓原创力的全过程。他们的代表作如《我不想说》《爱情鸟》《快乐老家》等，曾经长期在上海的流行音乐榜单中“刷屏”。

《蔷薇处处开》是太平洋影音公司1979年发行的朱逢博个人专辑盒带，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内地发行的第一盘立体声盒带。

到了“五条人”的时代，乐坛格局已经完全洗牌，歌手的影响力，已经完全不能单以唱片销量计算。其创作的文化影响力，也早已经被纳入更加多元化的形态考量，市场细分化趋势形成了特定的“文化光谱”与垂直粉丝黏度，也令沪粤流行文化边界进一步融合。“五条人”的创作是以潮汕、客家、广府、闽南文化的交汇地海丰为立足点，具有迥异于港产或穗产粤语流行音乐的独立气韵。而来自广东河源的客家话摇滚乐队“九连真人”同样试图在历史、语言、地域等宏大叙事之外，开拓更多个性、气质上的创作可能性。